病房里的白墙看久了，会让人忘记时间是怎么走的。走廊尽头的饮水机发出低沉的嗡鸣，红色的加热灯在黄昏里亮成一只疲倦的眼睛。我端着搪瓷杯站在那里，等水烧开，等探视时间结束，等一个也许永远不会来的晴天。隔壁床的老太太说，她年轻时坐过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去桂林，就为了看一眼课本插图里的象鼻山。水开了，热气扑在脸上，我忽然想起自己已经三年没有出过这座城。

那年春天我辞了工作，买了一张去往西北的硬座票。火车在戈壁上行驶了整整一夜，窗外除了沙砾就是风，偶尔掠过几株骆驼刺，像大地皮肤上细小的刺青。天亮时列车停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，站台只有一块褪色的木牌，上面用白漆写着地名。我下车买了一杯豆浆，卖豆浆的大娘问我去哪里，我说不知道，她笑了，说那就跟着太阳走吧。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粒被风吹起的种子，终于不再属于任何一块固定的土壤。

后来我真的跟着太阳走了很远。在敦煌的鸣沙山顶，我等到日落把整片沙漠染成蜂蜜色，月牙泉的水面像一面碎掉的镜子，把天空的云絮折成无数片。有个穿红裙子的女孩在沙脊上奔跑，她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，长到仿佛能触到对岸的佛窟。我忽然想起病房里那位老太太，她说的象鼻山大概也是这样的黄昏吧，只是她再也没能站起来，去赴一场迟到了五十年的约。人总要趁脚还能走路的时候，把想去的地方走成回忆。

去年秋天我去了趟浙南的古镇，那里的桥比路还多。住在临水的木楼里，每天清晨被橹声摇醒，推开窗就能看见洗衣妇在石埠头上捶打衣裳，棒槌起落的声音清脆得像木鱼。镇上有家老茶馆，老板在墙上挂满旧船票，从民国三十年的到昨天的都有。他说每张票都是一段离开，也是一段归来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喝了一下午的茶，看雨水顺着瓦檐滴成珠帘，忽然觉得旅游这件事，不过是把陌生的地方走成熟悉的，再把熟悉的地方走成陌生的。

今年春天我又去了趟医院，还是那条走廊，还是那台饮水机。只是这次陪的是父亲，他刚做完手术，还不能喝水。护士说再等两小时，我就在走廊里来回踱步，数地砖的格子，从这头数到那头，再从那头数回来。忽然听见饮水机又发出那种熟悉的嗡鸣，红色的灯亮了又灭，灭了又亮。我蹲下来，看着那团小小的红光，想起那些在路上的夜晚，火车碾过铁轨的声音也是这样有节奏地响着，带着我穿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梦。

出院那天，父亲在轮椅上睡着了，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。我推着他慢慢走过医院的花园，玉兰花开得正好，白花瓣落在他的膝头。他忽然醒了，眯着眼说，等腿好了，想再去一次泰山，四十年前他和我母亲就是在泰山顶上定情的。我推着轮椅继续走，风把玉兰的香气送得很远。饮水机还在那栋楼里转着，红色的灯还亮着，但我知道有些地方不必用脚步丈量，只要心里还存着一张没用的车票，人就永远在去往某个日出的路上。